第12课

今天，我们继续讲《论语》第三篇“八佾”。

学习《论语》一定要结合历史背景。否则，以现代人的视角看所谓的天子八佾、诸侯六佾、大夫四佾等层级分别，不会有太多感觉。应该穿越到两千五百多年前，以春秋时期的眼光来看这件事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春秋时期非常特殊。随着诸侯国的权力越来越大，周天子的权力越来越小，整个社会变得礼崩乐坏、动荡不安。在这一章里，孔子看似在斥责季平子破坏礼制的行为，实际上是以此为宣泄口，表达对整个社会礼崩乐坏的不满与痛心，同时宣说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。

一直以来，人类社会就存在不同的阶层和等级。印度古代也有王族、婆罗门、平民和贱民之分。其他很多国家也是如此。所以，孔子对季平子的批评，看似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，实际上仍然有借鉴意义。将孔子的批评用到现在的很多事情上，都有一针见血的效果和意义。

东周的治国模式是“天下共主”，大家在名义上遵奉天子为最高统领。天子下面有很多诸侯国，包括鲁国、秦国、燕国等。诸侯国高度自治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队、法律等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自主权。有点像现在的美国，五十个州都有各自的立法权、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等，各有特色，风格迥异。有些州甚至公开反对总统，也照样可以生存。在别的一些国家，反对总统的人不一定有生存空间。

从大的方面来讲，整个天下都是周天子的，所以天子负责管理天下。诸侯国的“总统”或“国家领导”，则负责管理自己的小国家。在诸侯国内部，还有很多辅佐诸侯王治国的公卿大夫。

历史上，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。从公元前770年开始，到公元前221年结束，其中春秋有295年，战国有254年。孔子出生在春秋末尾。这个时候，诸侯国日益强大，周天子的地位不断下降。所以孔子看到了很多不符礼制、破坏规矩的现象。

本来，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，享有天子等级的礼乐待遇，比如他出行的车辆、音乐、仪仗、护卫等，都是最高规格的配备；接下来是诸侯王，享有中等待遇；再下来是卿大夫，享有下等待遇；最后是士，享有最下等的配备。但到了孔子这个时候，这些礼制规矩都慢慢遭到了破坏，出现了很多不合“礼”的现象。

我们的老修行人看到末法时代种种不如法的现象，会发出悲叹：“我们年轻时不是这样的，现在越来越不行了！”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，也感到无比的愤慨和痛心。尤其看到诸侯王和卿大夫们公然践踏礼制，将西周建立起来的优秀传统抛之脑后，他既心痛，又焦虑。经常在课堂上针对各种不合礼仪的人和事，直言不讳地批评。

我们学院有些堪布，看到不合理的事，也会直接说出来——有点像孔子的性格。孔子不会当好好先生。对什么都不闻不问，跟谁都比较好，对谁都不得罪，这样的人在孔子眼里不是什么好人，而是德之贼——后面会讲到。凡是看到不符道德、违背伦理或礼法的事，他都会用各种方式指出来，然后尽全力去纠正。这是孔子的性格特点。

但孔子所处的时代，整个社会的失礼现象确实不太乐观。所以他在第三篇猛烈批判了统治者违背礼制的种种行为，对礼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与捍卫。他在第一章说：“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”如此违背礼制的事如果都能忍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不能忍的了。看到这种现象，他的内心是非常沉痛的。

后面还会有这方面的内容。如果不清楚当时的历史背景，就不知道孔子的话语从何而来、核心观念是什么、目的又是什么，所以给大家补充一下。这一点比较重要。

导　入

从历史背景理解八佾篇

春秋 礼崩乐坏 孔子

下面，我们继续讲《八倄篇》。

八佾篇·第二章 名实相符

礼制 名实 自知原　文

三家者以《雍》彻，子曰：“‘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’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”

——《论语》第二章

三家者以《雍》彻，子曰：“‘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’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”

“三家者”，是指鲁国当时掌握实权的三位大夫，即孟孙氏、叔孙氏、季孙氏。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。这三家虽然不是国君，但权力已经超过了国君。

“《雍》”，是周天子在宗庙祭祀结束后、撤去祭品时，专门演唱的乐歌。歌词“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”，意思是“诸候助祭，天子庄严肃穆”，表现了周天子主祭、诸侯助祭的盛大场面。

当时，孟孙氏、叔孙氏、季孙氏三家，在祭祖结束后撤祭品的时候，按照天子的高规格，让乐工唱《雍》这首诗。孔子对此评论说：“《雍》诗里明明说‘诸候助祭，天子庄严肃穆’。这样的意思，怎么能用在你三家的庙堂里呢？”

孔子虽然有点不开心，但并没有直接批评他们“太过分”或“没有资格”。只是用委婉的语气，旁敲侧击地说，他们这种做法违背了礼仪。

这里的“彻”，是撤下来的意思。周天子在祭礼结束后，会把祭品一个一个地撤下来。这时候，乐工会专门演唱《雍》这首歌。我们现在举办完活动，也会把活动现场的席位、舞台以及各种陈设一个一个地撤下来。

《雍》这首诗，说的是周天子祭祀时，诸侯们都来帮忙，天子的行为和外表非常庄重，严肃静穆地行持主祭之事。主要歌颂天子的威严、庄重和祭祀现场的肃穆、盛大。所以孔子会说：“在三家的庙堂中唱这样的歌，内容不太符合吧？他们用这样的诗歌来取悦自己，不太合理吧？”就像一个乡村的人搞阅兵，或做其他的国事活动，规格明显有问题。

前段时间新闻上说，有个八十来岁的老头子，穿戴整齐，非常庄严，自称是上面来的大军官。不知道后面被抓了没有。有些人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身份。

孟、叔、季三家，本来连诸侯的资格都没有，却以天子的规格唱乐歌——他们的祭祀活动应该也是按天子规格来做的。现在的社会，虽然没有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之类的阶层，但等级依然存在。不管哪一个国家，都有中央、省、州、县、乡、村等各级管理机构。如果一个村里的富贵者，在自己家里搞国家领导人的待遇，同样是不合理的。

现在外面有些团体，本来没有什么国际——不要说国际，连两三个国家的资源和影响都不一定有，却给自己取名为国际医院、国际养老院、国际医学院，等等。里面的工作人员，也都是什么“国际专家”“国际人才”——明明就是个普通人，但为了吸引眼球，对外的头衔却特别高。

很多药品和其他产品也是这样，里面的东西根本没变，质量和以前没什么两样，却故意搞一个高规格的新包装，然后卖高价。像这种名不符实的事，是不能做的。

不过，我们佛教徒也有造假的。自己不是什么格西、堪布，却给自己办假证件，取名为格西、堪布；自己不是什么法王，名片上却印着法王的头衔。有一个学者说：“以前的法王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授予的，现在的法王是怎么来的，我不是很清楚。”

有些批评确实有道理。现在的很多法王，都不知道是哪一位尊者、哪一个大德封的。在学问上也好，闻思上也好，修行境界上也好，很多人都自称“法王”。在藏传佛教历史上，“法王”曾经比较兴盛；中间有一段时间，这个法王、那个法王，越来越多；到了最后，好像每个寺院或者教派都有自己的法王。这种事情，大家应该多观察。自己宣传自己，到底好不好，很难说。

在大城市里，所谓的“院士”好像越来越多。按理来讲，真正由国家评选出来的院士，不是那么简单，全国总共也没多少。但在有些医院里，凡是资格老一点的医生，都被取名为“院士”。做人做事都要有自知之明，既要符合自己的名称和身份，也要符合内在的学识和资质。像这样随便“包装”，确实不太合理。

孔子在这里委婉地说，三家祭祀家庙搞那么高的规格，唱这么隆重的诗歌，与歌词内容明显不匹配嘛。实际上还是在批评他们——明明没有天子的资格，却用天子的音乐来举办活动。同时也说明孔子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很不满。

以前鲁迅在世的时候，也对当时的社会有很多不满。他写的《阿Q正传》等许多作品，都在批判某些社会群体的恶劣行径，很多人听起来都比较刺耳。他曾经说过，一些有权势的人将孔子推为圣人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并没有真正把孔子放在眼里，“孔圣人”只是他们实现个人野心的“敲门砖”而已。他之所以这样说，跟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有一定关系。

在任何时代，都有说真心话的人，一心一意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考虑；也有被环境所迫，不得不说违心话的人——否则可能受到惩罚。这种情况现在也有。佛教徒也好，其他人也好，有时候会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，有时候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，也会敷衍一下。人在受到某些文化或制度的逼迫时，说话会非常小心，并掩饰自己的内心。

所以，对一个人的语言也好，行为也好，都不能一概而论，应该多考虑一下背后的原因。一个人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，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他个人的生活背景。

因此，学习《论语》的时候，自己应该先穿越到孔子的时代，进入孔子的生活，变成孔子的弟子或平辈人，再来理解孔子的言语和思想。否则，今天的人对两百年前的事解释起来都有困难，更何况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与文化的阻隔了。

八佾篇·第三章 仁为礼乐之本

仁德 真诚 调心原　文

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

——《论语》第三章

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”

作为一个人，内心必须要有仁德。如果失去了内心的仁德，表面的礼仪有什么用呢？这句话看似简单，说的却是孔子的思想核心。大家都知道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被称为“五常”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道德标准。而“仁”居首位，最为关键。整部《论语》两万多字，“仁”字就出现了109次。

“仁”的含义比较广，不但包含爱心、利他，还包括道德、包容、恭敬、诚信等很多意义，其中最重要的是真诚。孔子曾经对子张说过，能做到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五者，即是“仁”。而实际上，他对仁的解释并不止于这五者。

但翻译成英文、藏文等其他文字，好像只能译为仁慈、慈爱，范围明显缩小，完全不能涵盖仁德的意义。我以前问过其他国家的人：“你们对儒家的‘仁’是怎么理解的？”他们虽然各有各的说法，但对其中的甚深意义，恐怕也不怎么懂。

有些人认为，“仁”是从甲骨文演变而来，实际上未必如此。一般认为，“仁”是春秋时期出现的“新”词。汉字中的“仁”，左边一个“人”，右边一个“二”，意思是两个人互相慈爱、仁爱。如果是单独的一个人，那就谈不上爱别人，所以没法建立仁德的真正含义。

而且，“仁”既有心上的，也有行为上的。孔子认为，首先要有真诚的内心。否则，光有一个礼有什么用？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说，身口意的功德全部具足，才算是真正具有仁德。

所谓的礼，狭义上讲是指礼仪、仪表、威仪等；从广义讲，除了外在的礼仪，还包括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制度、规则等。比如对服务行业而言，从业人员的外表、行为以及相关的制度和规范，都包括在礼的范围内。但所有这些，都要以内心具足真诚和热情为前提。如果内心不真诚，不热情，外在的仪表、行为、制度、规章等做得再好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不可能为客人提供温暖、周到的服务。

所以，内心的仁德很重要。如果没有仁德，外在的行为并不能说明什么——都是可以改变的。这一点跟佛陀的思想有相通之处。虽然孔子不讲前生后世，也不分胜义谛和世俗谛，但在世俗显现上，孔子跟佛陀一样重视内心的真诚。

外在行为往往具有欺骗性，很多都是假相，虚伪而空洞。如果内心不真诚，外在的制度和礼仪有什么用呢？不是很重要。比如，现在学校都要求学生看到老师要鞠躬，或向老师问好。但在大学里面，个别学生对某位老师本来很不满，却受规定的约束，不得不在表面上向老师弯个腰，说一声“老师好！”但谁都看得出来，他的表情不自然，语气也不自然，心跟行为完全不符。这样的表面恭敬，没有什么意思。

佛教徒也是这样。华智仁波切在《大圆满前行》里面说，如果内心对三宝没有恭敬心，光是身体勉强地磕头顶礼，没有什么功德。

“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

这里的乐，不单是指音乐，还包括很多不同的文化艺术。我们现在的电影、电视，也属于一种文化、一种艺术。如果一个人没有仁德，那他放音乐也好，跳舞也好，唱歌也好，在艺术上搞很多形式也好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没有多大意义。

佛教徒也认为心很重要。不管念什么仪轨，都应该对三宝有信心。如果没有信心，光在表面上举行各种法会，敲锣打鼓搞各种仪式，看起来隆重庄严，实际上没什么内在价值。

比如，三个人都去转佛塔，一个人以善心摄持，一边念佛一边转绕，有很大的功德；一个人希望自己偷盗不被抓，以恶心而转绕，不仅没有什么功德，还会造下恶业；一个人为了躲雨或为了清凉，以无记心而转绕，既没有多大功德，也没有过失。身体的动作都一样，看起来都有功德，实际上却不一定，关键看自己的心属于善心、恶心还是无记心。外在的形式并不是那么重要。

现在有很多职业培训，比如培训饭店或宾馆的服务人员，要求他们工作时一定要面带微笑。有些人很不想笑，但因为职业的约束，不得不假装笑一笑，这样更难看。

我以前遇到过一个空姐，也是佛教徒。她讲了她们职业的一些要求，比如不管乘客怎么骂自己，都要装着特别温柔、特别开心的样子。有一次，她的一个同事被乘客狠狠骂了一顿，说她态度不好。她心里特别不服，回去之后，就在乘客的茶杯里放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，然后装着特别温柔的样子，端给他喝。

现代的人也好，古代的人也好，心和行为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。心如果没有调伏，外在的很多行为都没有意义。

所以不管怎样，都要看好自己的心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心如果不清净，外面的世界都不清净。心如果友善，外面的世界也比较友善。

以前有一个公案，在一个村子里，每天晚上都有一个盲人拿着一个灯笼，在外面走来走去。有人问他：“你两只眼睛都看不到，拿一个灯笼干什么？”盲人回答说：“我手里拿着灯笼，一来别人不会撞到我，二来呢，很多人借着这个灯笼，可以看清前面的路。”

盲人打灯笼，看起来愚痴，后面却是一颗善良的心。

还有一个小故事。有一个村子，每年都会搬来很多人。一位老人经常站在路口，问那些人：“您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？”有个人说：“我以前住的村子，所有的人都不好，我想找一个好人多的村子住下来。”老人说：“我们这个地方，跟你以前的村子一模一样，所有的人都不好。你还是走吧！”

后面又来了一个人。老人继续问：“您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原来住的村子出了一些事。不过，我非常喜欢那里，因为村里所有的人都非常好。”老人说：“我们这里，跟您原来的村子一模一样，所有人都非常好。您可以在这里住下来。”

故事中的老人很有经验。第一个人肯定不好，因为在他眼里，周围的人都不行；第二个人应该不错，因为他眼里的人都是好人。选择第二个人，对整个村子才有利。这是我以前听过的一个故事。

孔子这句话，看起来很平凡，很简单。但如果能活学活用，把它推行到佛教的闻思修行上，也非常有意义。心才是最主要的，行为不那么重要。如果心不好，行为再怎么样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没有多大的意思。

八佾篇·第四章 礼贵俭，丧贵戚

礼本 节俭 真心原　文

林放问礼之本，子曰：“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”

——《论语》第四章

林放问礼之本。

有一个叫林放的鲁国人，问孔子什么是礼的根本。有些解释说，这个人在《论语》中只出现过一两次，每次出现都涉及礼仪方面的问题，可能是一个负责礼仪的官员。从文中直呼他的名字来看，官职应该不是太大。

鲁国的官员林放问孔子：“礼的根本是什么？”

孔子一辈子都在讲礼，一会儿这样讲、一会儿那样讲。对现代人而言，礼同样重要。在世界上，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礼仪，懂得他们的礼仪还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有些大学老师专门讲国际礼仪。

我以前用藏语讲过一段时间，后来累了，就没有继续讲下去。包括吃饭、说话、握手的礼仪；同样是吃饭，吃西餐有什么讲究，吃中餐又有什么讲究，有很多很多的规矩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从狭义或现代人的角度来讲的。

《论语》中讲的礼仪，内涵非常丰富、深刻。所以，当林放问“礼的根本是什么”时，孔子夸他问了一个好问题。

子曰：“大哉问！”

孔子说：“你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！特别有意义！”

听说以前有些老师演讲，为了营造气氛，也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，专注地听他讲，当别人问他问题时，他故意大声赞叹：“哇，你问的问题特别重要，特别好！”实际上，他并不觉得那个问题有多重要。

孔子应该不是这样的。刚才大家读的《盂兰盆经》中，佛陀也说：“你问得很好！我正想说这个问题。”他们要阐述的问题确实很重要。

“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”

孔子反对在仪式上铺张浪费。他认为举行任何仪式，与其过于奢侈、豪华、壮观，不如朴素、简约、节俭。表面上搞得特别大气，实际上浪费了很多财力、人力，没有必要。在达到目的的前提下，最好做得节约一点，尽量不浪费，不炫耀。

对现在的人来讲，团体的大型活动也好，家庭的重要活动——诸如婚宴、丧事等也好，举办得隆重一点、规模大一点好呢？还是节约一点、低调一点好？孔子认为，到达目的就行了，不要铺张浪费，尽量节约。

其实，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这样。

“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”

父母和亲人死了，举办特别隆重、特别豪华的葬礼好呢？还是发内心地哀伤，真诚地为父母做一些善事好？孔子认为后者更重要。

现在汉地举办丧事，喜欢敲锣打鼓，集聚各种各样的人。在一些农村地区，还会请专业的哭灵者。什么意思呢？当地人认为，父母死了，众人在灵堂里哭得越厉害越好。但有些人哭不出来怎么办？那就请专门哭灵的人来哭。那些人哭喊的声音特别大，效果比较好。

以前有一则新闻，采访某职业哭灵者。她们在半个月内，去了十几二十家。每次都跪在别人家的灵堂前，拼命地大声哭。有时在眼睛里滴一些眼药水，就好像眼泪真的流出来了。哭一次的价格，有些是六百，有些是八百，有些是一千。因为对死人很重视，所以有这样的习俗——不管怎样都要弄点哭声出来。可能也是一种形象吧？

孔子认为，外面的形式并不是很重要，关键是发自内心的悲伤。但很多人在形式上做得很好，情感却好像很淡。喉咙里大声地哭喊，眼睛里没有一滴眼泪——流不出来。

以前藏地有一个故事，有一户人家，家里死了人，大家都对着亡人哭。有个人怎么也哭不出来。没办法，只有装着大声哭。他一直流不出眼泪，很着急。发现旁边有一个桶，里面好像有一些水——实际上是他们家的牛死了，牛血放在里面。当时天还没有亮，看不太清楚。他以为是水，就从里面搞了一点，滴到眼睛上。

等到天亮的时候，有些人发现了，对他说：“你的眼睛里不但流出了眼泪，还流出了鲜血呀！”（众笑）

按照孔子的意思，排场不是很重要。这方面，学院也逐渐有一些改变。以前法王涅槃法会，各种供品、绸缎，一年比一年多。但大家如果没有真诚的信心和恭敬心，最后就成了一种形式。后来学院的大德们一起商量，认为大家真心念诵法王取出的伏藏——《金刚萨埵仪轨》就好，外面的排场尽量小一点，有一点供品就好，包括其他事情，都尽量低调。现在这个社会，只要一铺张，别人都看不惯。尤其到网络上一说，大家都不是很欢喜。

对父母也好，对亲人也好，婚礼也好，葬礼也好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不要在表面上投入太多。形式真的不那么重要。

现在汉地和藏地都有这种现象。尤其结婚这样的喜事，大家为了面子，为了让别人夸“他们家好厉害！租了多少辆车，包了几星级的宾馆……”往往会花掉很多钱。其实，形式和心比较起来，心更重要。父母或师长去世后，在办丧事或搞纪念活动时，发自内心地为他们念点经、做点善事，可能比单纯搞形式好得多。

现在有些节日，比如中秋节，一些礼品的外包装非常豪华，价格也高得离谱。其实，里面真正能吃、能用的东西很少很少。还有一些茶叶和酒，里面的东西质量如何，谁都看不出来，但外面的包装都很上档次，标价都很吓人。

以前我到一个茶厂去。刚进去的时候，听到他们在说话：“这是今年的茶叶。”后来拿出去买，贴的标签却是“十年古茶”。所以，我们现在买的很多礼品，里面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的。各家的标签都随便贴，要多有多大，什么“多少年的醇酒”，什么“皇家御用”，等等。“这种古茶树，目前全世界只有一棵，在斯里兰卡。每年只产一点点，一般人根本买不到。本来是五万块钱的，我今天有点急事，所以四万块钱卖给你！”（众笑）

现在很多事情确实不好说。相对而言，有些西方人在仪式方面做得比较简单，比较实在。但现在西方国家也越来越泡沫化，不是很理想。

八佾篇·第五章 文明在于讲理

真理 规矩 善良原　文

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

——《论语》第五章

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

“夷狄”，是指比较偏僻、野蛮、落后的地方。“诸夏”，是指中原地区。现在说的华夏文化，当年主要都在中原地带。“亡”，是没有的意思。

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。第一种：偏远、野蛮之地有君主，不如文明的中原地区没有君主。意思是，边远地方有君主、中原地方没有君主，二者比较起来，后者更好，文明程度更高。很多学者认为，这种解释不符合孔子的思想。因为在孔子眼里，中原诸国和偏远地方是平等的。孔子历来重视公平、公正，不会歧视边地。

当时除了鲁国，中原还有一些大的诸侯国。认为中原诸国是最好的，外面的小国即使有君主也不如中原无君主，以一种傲慢心蔑视其他族群，蔑视边地小国，可能不是孔子的思想。

第二种解释：偏远野蛮之地有君主，也有君臣之分，君有君的礼仪，臣有臣的礼仪，而华夏文化所在的中原诸国，却已经没有了君臣之分，君不君、臣不臣，君主与大臣之间的礼仪混乱不堪、名存实亡。

中原一带历来是文明之地，声名远扬，本来应该懂礼仪、讲规矩，但现在却连边地小国都不如。边地小国都知道君臣有别，各守其位，中原地区反倒礼崩乐坏、上下混乱。孔子在这里用比较犀利的语言，呵责当时诸侯各国的失礼行为。

孔子眼里的文明和野蛮，是超越民族和身份的。他认为，哪里有真理，哪里就适合人类发展。所以不管谁错了——王侯将相也好，平民百姓也好，他都会直截了当地指出来。他这种尖锐的风格，跟现在很多批评家有点像。

但光有批评，没有足够的理由支持也立不了足。那孔子此处的批评立不立得了足呢？立得了足。因为一个国家好不好，确实不是看有没有君主，而是看讲不讲礼，守不守规矩。

一个国家和社会，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讲道理，不承认真理，那地位有什么用呢？财物有什么用呢？权力有什么用呢？庄严的色相有什么用呢？都没有用。如果都讲真理，那偏远落后的地方也好，繁荣昌盛的国土也好，都有各自的价值和意义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像纯金一样珍贵的东西是什么？真诚。不管什么地方，如果君臣之别也没有，师徒之别也没有，全部混为一谈，那就不是人的世界了。

人在狡猾方面，比其他众生都厉害。像猫、狼，在摧毁其他众生的生命方面，有一点点精通，其他方面却不太会。比如，猫只会在杀生的时候，运用各种各样的技巧，比如守在那里不出声，走路轻手轻脚等，但却不可能用狡诈的行为欺骗人。但如果人的教育没有搞好，人的心术没有摆正，不管杀生还是偷盗等，干起坏事来都是最厉害的。

人往好的方面发展，因为如来藏中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可以挖掘，今世和来世都可以得到利益；人在坏的方面用力，比如依靠邪知识发挥恶的一面，也可以狡猾、残酷，无恶不作，生生世世感受痛苦。

孔子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，对人心进行了细微的剖析。他喜欢真实、真诚的人。只要内心真诚，即使笨一点也没什么，未来一定有好的前途。这一点，对我们目前同样适用。

现在有些大学教授分析学生的时候，也认为智商不一定重要，关键是人品。在大学里面，一些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，后来却走上犯罪的道路；有些学生成绩虽不是太好，但内心真诚，后来的事业非常成功。

不管是孔子，还是佛教，都强调内心的真诚。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说：“心地要善良，行为要如法。”老人家将一辈子的修行，都归结为内心善良和行为如法两点。